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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(zhōng)国日报5月29日电（记者 赵旭）古埃及与古中国，作为人类历史长河中璀璨夺目的四大文明(wénmíng)古国里两大极具代表性的文明，宛如两颗并峙(bìngzhì)的巨星，照亮了人类早期文明发展的天空。 目前正在上海博物馆展出的《金字塔之巅(zhīdiān)：古埃及(gǔāijí)文明》自去年(qùnián)7月开幕(kāimù)以来，参观人数已超过200万，创下了全球单一票务文物展览的最高观展纪录。其中近七成观众来自上海以外，多数专程前来一睹展览风采。 上海博物馆 ”金字塔(jīnzìtǎ)之巅：古埃及文明大展(dàzhǎn)” 现场（高尔强 摄） “这(zhè)不仅仅是出于好奇，而是一种渴望——渴望了解一个与我们同样古老(gǔlǎo)(gǔlǎo)、同样辉煌的文明。”策展人之一薛江如是说。“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两大文明，埃及与中国常被并提——无论是艺术的深邃与成熟，还是它们所体现的精神内核与价值(jiàzhí)理念。” 古埃及艺术(yìshù)所达到的(de)高度，深深(shēnshēn)触动了(le)中国观众。古埃及艺术充盈着象征性，承载着宗教信仰与哲思追求，中国古代艺术亦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如公元前17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商周青铜器，铸工精妙，纹饰繁复却不失灵性，体现出礼制体系与思想内涵的高度统一。 东周青铜重器物秦公镈(bó) 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“两个文明皆诞生于大河(dàhé)之畔——尼罗河，以及黄河与长江。正是这些大河孕育了(le)各自的农耕文明，塑造了各自的文化，激发了人与自然之间深刻而持久(chíjiǔ)的联结。”薛江说。 孕育(yùnyù)了古埃及文明的尼罗河 尼罗河每年在夏季发生规律性的泛滥，主要源于其上游地区，尤其是埃塞俄比亚高原(gāoyuán)的强降雨。这些雨水汇入尼罗河的支流(zhīliú)——青尼罗河与阿特巴拉河，携带大量泥沙(níshā)顺流而下。当洪水(hóngshuǐ)涌入尼罗河下游的埃及平原时，河水漫过河岸(héàn)，淹没大片土地。随着洪水逐渐(zhújiàn)退去，泥沙随水流沉积在河谷两岸(liǎngàn)，形成一层厚厚的(hòuhòude)黑色淤泥。这种淤泥被称为“黑土”，富含矿物质、有机质和氮、磷等(děng)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元素，使土地极其肥沃。正是这种“黑土”使得尼罗河流域成为世界上最适宜农业发展的地区之一，也因此，古埃及人将自己的国家称为“凯末特”（Kemet），意为“黑土地”，与“红土地”（Deshret，指周围贫瘠(pínjí)的沙漠）形成鲜明对比。这一自然现象(xiànxiàng)不仅支撑了古埃及文明的农业经济，也深深影响了其文化、宗教和对自然的认知(rènzhī)。 相较之下，黄河性情多变，自古被称为“善淤、善决、善徙(shànxǐ)”，即容易淤积、容易决口、容易改道。黄河流域土质疏松，尤其是在中游(zhōngyóu)黄土高原地区，水土流失严重，泥沙含量极高。每次洪水过后(guòhòu)，大量泥沙沉积于河床，使黄河河道不断(bùduàn)抬高，形成“地上悬河”。因此，黄河泛滥极为(jíwéi)频繁，历史上重大水患超过1500次，甚至(shènzhì)多次改道入海，对沿岸百姓造成巨大灾难。 面对这一“九曲黄河万里沙”的(de)自然(zìrán)挑战，中国古人(gǔrén)并非一味征服、强控，而是发展出一套“因势利导、疏导为主”的治水智慧。从大禹“导水归海”开始，中国就形成了“疏而不堵”“通而不塞”的治河理念，讲究顺应自然、水随地势。西汉时期的贾让提出“深沟高堤”与(yǔ)“分洪减灾”策略(cèlüè)，北宋水利家潘季驯则强调“束水攻沙”，主张用(yòng)堤防约束水流以增加冲刷力，减少淤积，体现出技术与自然的精妙(jīngmiào)结合。 黄河治理也(yě)催生出庞大的(de)社会动员系统，如都江堰与(yǔ)引黄灌溉体系，不仅服务农业，还(hái)反映出古代中国“天人合一”“政通水利”的世界观。这种治水方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，既体现了(le)“民为邦本”的政治哲学，也体现出在面对自然灾害时，中国人长期积累的韧性与智慧。 因此，尽管黄河与(yǔ)尼罗河在水文特性上迥异，但它们都塑造(sùzào)了两大古文明共同的信念：人应敬畏自然、顺应自然，通过理解其节律与循环，实现可持续(chíxù)生存与社会秩序的延续。 “两个文明都强调对立统一——光明与黑暗、秩序与混沌、天与地之间的平衡。”薛江指出。在中国，这一思想集中体现(jízhōngtǐxiàn)在先秦儒家(rújiā)经典《易经(yìjīng)》中。 “对立统一”是《易经》的核心哲学之一，其最基本的表现形式(biǎoxiànxíngshì)就是阴与阳的互动关系。《易经》认为，世界万物皆(jiē)由“阴阳(yīnyáng)”这两个相反而又互补的基本力量(lìliàng)构成。阴与阳既相对立，又相互依存、相互转化，这种动态的、流动的统一构成了宇宙运行与生命(shēngmìng)演化的根本法则。 《易经》强调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，“阳极则阴生(yīnshēng)，阴极则阳生”，即任何事物发展到极致，都会向其对立面转化。这体现出“物极必反”的哲理，这与西方强调“对抗性(duìkàngxìng)”的二元(èryuán)对立是很不同的、 在古埃及，对立统一的(de)理念则融于神话之中。象征生命、再生、农业与(yǔ)秩序的奥西里斯（Osiris）死后成为冥界之神，而象征沙漠、暴力、混乱和毁灭的赛特（Seth）是(shì)奥西里斯的兄弟(xiōngdì)和对手。神话中，赛特杀死奥西里斯，使世界陷入混乱。但奥西里斯的儿子荷鲁斯(hélǔsī)（Horus）与赛特斗争并最终胜利，恢复了(le)秩序。这一冲突-恢复的过程体现了自然的周期：死亡-重生、干旱(gānhàn)-丰收的循环逻辑，与阴阳的转化非常相似。 值得注意的是：荷鲁斯虽然最终战胜了赛特，并成为埃及合法的统治者(tǒngzhìzhě)。但在大多数神话版本中，荷鲁斯并没有(méiyǒu)杀死赛特：赛特被制服，要么被流放(liúfàng)，要么被迫在太阳神拉(lā)的太阳船上服役，每晚帮助对抗混沌之蛇阿佩普（Apep）。这代表着玛亚特（Ma’at，秩序）的恢复，并非通过毁灭混乱，而是通过压制(yāzhì)与平衡来维持宇宙秩序。 讲到(dào)混沌之蛇阿佩普（Apep），它是阳神拉（Ra）的宿敌。每当夜幕降临，拉便驾驭太阳(tàiyáng)船穿越冥界，而阿佩普则伺机吞噬他头顶的太阳圆盘，使(shǐ)世界陷入永夜。尽管拉每次都能将(jiāng)其击退，阿佩普却从未被彻底消灭。这场每夜上演的对(duì)抗，象征着古埃及(gǔāijí)人对宇宙秩序与混沌之间永恒斗争的理解——平衡并非静止，而是在持续的动态中维持。这一神话，凝聚着古埃及文明深邃的哲学智慧。 古埃及神话中，名为阿佩普(āpèipǔ)的巨大蛇怪是太阳神拉（坐船上(shàng)头顶代表太阳的圆盘者）的死对头（开罗埃及博物馆） 恰逢2025年为中国传统农历的“蛇年”，这一(zhèyī)生肖在古埃及文化中也拥有深远(shēnyuǎn)的象征意义。 在图坦卡蒙的(de)(de)黄金面具(miànjù)上，昂首的眼镜蛇代表着下埃及(āijí)的守护神瓦杰特（Wadjet）。约公元前3100年，在纳尔迈（Narmer）统一上下埃及之后，瓦杰特的眼镜蛇图案与象征(xiàngzhēng)上埃及的女神奈赫贝特（Nekhbet）的秃鹫并列于法老王冠之上，象征国家统一与神圣守护。 图坦(tútǎn)卡蒙金面具，上饰有(yǒu)眼镜蛇和秃鹫 开罗埃及博物馆 （法新社 Amir Makar 摄） 与(yǔ)之齐名(qímíng)的还有列涅努忒（Renenutet），一位主管食物与收获的女神，同时也是粮仓的守护者。在古埃及艺术(yìshù)中，她(tā)通常被描绘为一条眼镜蛇，或是一位头戴眼镜蛇饰的女性神祇。由于蛇贴地而行，古埃及人将其视为与大地母性密不可分的象征——既代表繁衍生息，也与冥界相连。在王室陵墓中，蛇的形象常见于壁画与雕刻(diāokè)之中，象征守护法老灵魂前往来世的旅途(lǚtú)。 “两个文明都极为重视统一、精神信仰与死(sǐ)后的世界。” 薛江指出(zhǐchū)，“古埃及人相信来世的辉煌永恒——墓葬是灵魂的宫殿；木乃伊、护身符与《亡灵书》则共同守护亡者在冥界的平安通行(tōngxíng)。” 上海博物馆“金字塔之巅”现场展示的木乃伊棺椁 （高尔强 摄(shè)） 古代中国人内心深处(nèixīnshēnchù)同样怀有(huáiyǒu)对(duì)永恒不灭的(de)强烈渴望，这份执念深深扎根于他们的文化与信仰之中。在长江下游地区，良渚文化（约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300年）的遗存生动展现了这一渴望的物质体现。考古学家在良渚墓葬(mùzàng)中发现了大量精美绝伦的玉器，如玉琮、玉璧(yùbì)和玉钺等，这些器物被视为具有防腐保身、助力灵魂通往永恒的神秘力量。 到了西汉时期，雕工细腻、气韵非凡的(de)玉龙(yùlóng)和玉马同样作为陪葬品出现，承担起引魂升天的神圣职责。 汉代墓葬出土(chūtǔ)的玉龙（南京博物院） 一些学者认为，龙——中国文明(wénmíng)最具代表性的图腾——可能起源于蛇、鳄鱼，或两者兼具(jiānjù)，因为鳄鱼曾广泛分布于黄河流域。 在古埃及文明中，动物不仅是自然界的成员，更被视为神圣的存在。许多动物被赋予了宗教意义(yìyì)，成为(chéngwéi)神明的象征、化身甚至载体。这一信仰深深植根于古埃及人对自然的观察和宇宙秩序的理解之中(zhīzhōng)。 古埃及的许多神明都拥有动物头部或(huò)直接以(yǐ)动物形象(xíngxiàng)出现，这不仅是艺术表现形式，更反映了他们认为动物拥有神圣力量或象征(xiàngzhēng)特质。比如象征天空、王权、太阳和(hé)远见的荷鲁斯（Horus）是鹰头人身；象征死亡、木乃伊和防腐术的阿努比斯（Anubis）是豺狼(cháiláng)头；象征家庭、守护以及温柔与激烈并存的巴斯特（Bastet）是猫头或全猫(quánmāo)形象; 象征智慧、书写、月亮的图特（Thoth）是朱鹮头（或狒狒）。母狒狒则(zé)同时也常常象征母性，而尼罗河谷的河马因其凶猛被认为能够抵御邪恶，甚至被奉为女神。 这种人神合一的表现反映了古埃及(gǔāijí)人认为动物代表了自然力量(lìliàng)的不同维度，而神明正是这些力量的集中体现。 同时，古埃及的动物崇拜：不仅是象征，更是信仰实践。 在(zài)巴斯特女神(nǚshén)信仰盛行的城市布巴斯提斯（Bubastis），猫被视为神圣之物，伤害(shānghài)猫是重罪。很多家庭会饲养猫以求神灵庇佑。在孟斐斯地区，活着的圣牛被视为冥界神冥王皮塔的化身，一生受到王侯级(jí)待遇，死后举行隆重的葬礼。古埃及人对自然万物怀有深刻的敬畏和观察力，他们相信每种(měizhǒng)动物都具有某种超越人类的能力(nénglì)或本质：比如鹰能直视太阳（荷鲁斯的天眼）；猫在夜间行动敏捷（连接黑夜与(yǔ)神秘的象征）；朱鹮行为(xíngwéi)规律（图特的智慧与计算力）等等。 圣甲虫(jiǎchóng)在古埃及(jí)文化中象征永生，这(zhè)主要源于其(qí)独特的(de)生活习性及古埃及人的宇宙观。圣甲虫，尤其是蜣螂科，滚动粪球并将其埋入地下作为幼虫的食物，这一行为象征“从废物(fèiwù)中诞生新生”，寓意生命的循环与重生。古埃及人将圣甲虫视为太阳神拉(lā)（Ra）的化身，认为它滚动的粪球如同太阳在天空运行，象征光明战胜黑暗，生命永续。正因如此，圣甲虫形状的护身符广泛用于墓葬，作为保护亡灵顺利转世的神圣符号。 古埃及艺术的优雅与写实在动物形象的描绘中达到巅峰——艺术在此处最直接地拥抱着生命。象牙制的马鞭柄呈现出(chéngxiànchū)奔跑中的马形；化妆盒仿照野鸭的造型；狮形石质滴水嘴既(jì)是装饰(zhuāngshì)，也是建筑的守护神。 神庙壁画中(zhōng)动物形象随处可见，狮身人面像就是人兽合体思想的集中体现(jízhōngtǐxiàn)。在日常生活(rìchángshēnghuó)中，人们选择饲养的动物往往带有宗教含义，甚至可能供奉在家中小型神龛中。而在丧葬文化中，许多动物会被制成木乃伊，与人类一同葬入墓(mù)中，以陪伴死者进入来世。 古埃及的动物形象——尼罗河(níluóhé)和河马和作为容器的水鸟 古埃及玻璃圣甲虫（陈中秋 供图(gōngtú)） 古埃及社会以(yǐ)法老为权力核心，由祭司、文士与工匠构成上层(shàngcéng)结构，农民与奴隶则处于社会底层。然而，在这套严密的等级体系中，女性并非完全被排除于权力之外。哈特谢普苏特（Hatshepsut）便是其中(qízhōng)最杰出(jiéchū)的例证——她(tā)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位以“国王”身份正式登基的女性法老，自公元前1479年至公元前1458年间独立(dúlì)执政。她修建(xiūjiàn)了雄伟的代尔·巴哈里神庙，大力发展贸易，重启通往非洲邦国“蓬特”的远洋贸易航线，并维持(wéichí)国内稳定，被后世誉为最成功的女性统治者之一。 哈特谢普苏特像（图源(túyuán)：Getty Images） 在(zài)中(zhōng)国古代，与哈特谢普苏(xièpǔsū)特相对应(yīng)的女性人物或可视为商朝晚期的妇好。她生活于公元前13世纪，是商王武丁的王后。甲骨文记载显示，妇好曾多次率军出征，屡建战功，是已知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女性将领之一。她还(hái)主持重要的宗教祭祀，掌管国家礼仪，并在国家政务中发挥(fāhuī)关键作用。她的墓葬于1976年在河南安阳被发现，随葬品极为丰富，其中包括大量玉器，显示她在生前地位之崇高。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殷墟妇好墓出土商代玉人(rén) “这些开创性的女性让我们(wǒmen)得以(déyǐ)窥见两大文明的风采——既有惊人的共通之处，也展现出引人入胜的差异。”薛江说道。 今天，中埃考古学家的持续合作，正不断深化两国的文化纽带。自2018年起，中埃联合考古队持续在埃及(āijí)(jí)南部卢克索的卡尔纳克神庙(shénmiào)群中，对孟图神庙展开发掘。2023年，上海外国语大学(dàxué)与埃及最高(zuìgāo)文物委员会牵头组建了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组，对开罗以南萨卡拉地区猫神巴斯泰特神庙遗址出土的约1000具木棺及相关(xiāngguān)文物进行整理(zhěnglǐ)、数字化扫描、影像采集(cǎijí)与深入研究，并借助人工智能和数据库技术开展长期追踪研究与保护，最终将以阿拉伯文、中文、英文三种文字(wénzì)向全球发布研究成果。上海外国语大学埃及历史与艺术研究专家薛江博士，担任该项目中方负责人。 中埃联合(liánhé)考古现场，右为薛江 此外，两国还联合提名中国白鹤梁(báihèliáng)题刻与埃及罗达岛尼罗米特遗址为(wèi)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。白鹤梁位于重庆奉节，是一块(yīkuài)巨大的水下花岗岩石梁，以密布其上的水文题刻闻名，记录了自唐代(tángdài)以来(yǐlái)的水位、洪涝(hónglào)与干旱信息，被誉为“中国古代水文年表”。而尼罗米特则(zé)坐落于开罗市中心罗达岛南端，是古埃及及中世纪用于监测尼罗河水位的重要设施，曾直接关系到农业税赋与灌溉计划。这两处水文遗址不仅体现了古代中埃文明对水资源管理的高度智慧，也为全球理解人类文明与自然关系提供(tígōng)了宝贵线索。 如今，一份古埃及—赫梯和平条约(tiáoyuē)的复制品常年陈列于纽约联合国总部。这份条约大约缔结于公元前1259年，被称为《卡迭石条约》，由埃及法老拉美(lāměi)西斯二世与(yǔ)赫梯国王哈图西里(lǐ)三世签署，被广泛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存国际和平协议。 《卡迭石(kǎdiéshí)条约(tiáoyuē)》——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现存国际和平协议（薛江 供图） “联合国展出的这份复制品，是外交智慧与(yǔ)人类对和平不懈追求的象征。古埃及与中国都高度珍视(zhēnshì)和平。”薛江说。 “古埃及和中国给予我们的永恒启示是：文明不仅由石头与(yǔ)青铜铸就，更由远见卓识构筑。”他(tā)补充道，“两大文明都以独特(dútè)方式探索生与死、权力与正义、自然与神性(shénxìng)的关系，映照出人类最早的精神追求。正如滋养它们的河流依旧奔腾，它们孕育的思想也将持续流传(liúchuán)，生生不息。” 上博埃及展展览现场（高尔强 摄(shè)）